12/04/2007

因为生命只有一次——由生命伦理分析李丽云之死

(福禄祯祥12月4日文)自北京市卫生局公开表示李丽云“死亡不可避免”,并且从“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出发”,“希望媒体……客观报道这一事件并尽快撤离医院现场”以后,媒体上就几乎再也没有了关于李丽云死亡事件进展的报道。但是,这起事件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并不会因刻意掩饰而得到解决。

李丽云之死一事所引发的争议,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关于医生的特殊干涉权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之间的权利之争。由此可以说,李丽云的死,是医生为了保证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而放弃了自己的特殊干预权,结果导致患者丧失了生命权。那么,该对患者生命权的丧失负责的,到底是放弃了特殊干涉权的医生?还是放弃了知情同意权的家属?先看看为何要赋予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权”和医生“特殊干涉权”。

二战以前,根本就没有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么一说,之前的医生都是在遵循源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教导:“不要把病人未来和现在的情况告诉他们。”但是,由于二战中纳粹医生不经被关押者同意,就进行不人道的医学实验的残忍做法,才使人们认识到医学实验中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不能被剥夺,因此《纽伦堡法典》特别规定:“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此后,该原则由人体实验扩大到医疗,并被包括在患者权利之中。中国目前实施的手术前签字制度,也源于此。

由此来看,赋予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初衷和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减轻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的责任,而是为了保障患者的生命权。更不是为了给人的生命权设置人为的障碍,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的生命权。

抽象地说,“知情同意权”是手段,人的“生命权”是目的。只能通过前者这个手段,达到后者这个最终目的。反过来,为了手段,而放弃目的,也就是说,为了“知情同意权”而放弃“生命权”,从逻辑上来说,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从道理上来说,是非人性。

当“知情同意权”与“生命权”发生了冲突时,不用说,应该放弃“知情同意权”这个手段,而选择直接保护“生命权”这个最终目的。

当患者滥用“知情同意权”时怎么办?这时医生就该行使自己享有的“特殊干涉权”。所谓的“特殊干涉权”,简单来说,就是从维护患者的利益出发,医生所享有的可以对患者的自主权进行干预和限制的权利。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对那些自杀未遂者的治疗,自杀者本来就是不想活了,当然会拒绝治疗,这时医生就要行使自己的特殊干预权,先把人救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知情同意权”却可以在患者度过危险之后,再进行补偿。

医生有了“特殊干涉权”是否就可以滥用呢?当然不能,因为还有责任追究制。当医生假借“特殊干预权”之名,给患者带来了伤害,患者可以追究医生的责任。由此来保证医生不能胡作非为。

具体到李丽云之死一事来说,当李丽云本人、或者关系人肖志军,抑或其父母等家人享有的“知情同意权”,成了李丽云生命权的绊脚石时,经一定级别的医疗机构审议通过后,就必须被暂时剥夺。李丽云的生命只有一次,而知情同意权却可以在李丽云得救后,通过详细解释所采取的医疗措施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进行弥补。

当这几种权利和制度相互制衡、协调运作时,绝对不会发生李丽云之死这样的悲剧,当然,除非她真的像北京市卫生局所说的那样,病情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本可以很容易避免的悲剧偏偏很容易就发生了,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些权利被某些因素扭曲了。(文/福禄祯祥http://fulue.com

(特别说明,以上所提到的患者,首先是指患者本人,某些情况下也不排除患者的家属、关系人,甚至患者所在的单位或村委。以上所提到的医生,也包括医疗机构。)

相关链接——

福禄祯祥:对于北京卫生局所做的李丽云死亡调查的三大疑问 11/30/2007
福禄祯祥:医院不能为了不冒风险而逃避风险 11/27/2007

BBC中文网:中国媒体不能报道的故事 1/7/2008

(12月19日,记者们接到通知,禁止他们报道一位怀孕民工在北京医院死亡的消息。)

转载:经济半小时:争议手术签字权——李丽云的悲剧还会上演吗? [2007-12-01]
转载:医疗纠纷举证倒置与防御性医疗 [200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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