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2008

“很黄很暴力”——媒介霸权的终结者

在“很黄很暴力”风靡网络之前,恐怕没人会相信在《新闻联播》露脸会受到打击报复,但一位13岁女孩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刻板成见。

也许那位女孩说的是她亲身经历的事实——“上次我查资料,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也许是媒体授意她说的谎话。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则《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的新闻在《新闻联播》播出的第二天(2007年12月29日),国家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的官方网站联合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真就准备“净化”网络视听了。《新闻联播》立竿见影的效果,让舆论有理由相信,那则新闻十有八九是为政府即将出台的政策打头阵的宣传,而非客观的报道。而那位天真的女孩,有意或无意地被喉舌当工具使了。

这次,霸权媒介失算了,新闻的效果适得其反。观众不但没有按照霸权媒介的意思解读新闻——相信净化网络视听环境真的迫在眉睫,反而嘲弄起霸权媒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黄很暴力”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标志着受众不再心甘情愿做霸权媒介的奴隶了,要觉醒了。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信息传播就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信息的生产方,就是编码者,信息的消费方,就是解码者。信息通过特定的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就在这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生成。如果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纯粹由机械来完成的话,那么信息的意义在这个传递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比如电脑与电脑之间相互传递数字化的信息,两边一模一样。而信息在人之间的传播就不一定了,由于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解码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作为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把人解码的方式分为三种:优势解读(Preferred Reading)、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

所谓“优势解读”,是指受众解读文本时完全迎合编码者的意思,解读出来的意义符合编码者的期待。第二种“妥协式解读”,是指受众尊重编码者的意思,但并不完全按照编码者的期待去解读。第三种“对抗式解读”,是指受众把编码者的意思抛到脑后,解读出来的意义与编码者相互对立。

这三种解读方式无所谓优劣,本应酌情选择。但是,由于不同人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的占有也有强弱之分,甚至出现信息霸权和信息奴隶。如果编码者掌握了信息霸权,那么它会强迫解码者采用优势解读的方式,因为这样解读出的信息完全符合霸权者的意思。

从抽象的理论回到现实。以我们的教育为例,学生从上小学起,在解读一篇课文时,就被告知,只能按照钦定的中心思想去理解,去死记硬背。学生被迫接受的这种解读方式,就是“优势解读”。谁敢采用“妥协式解读”,就可能考试不得分,更不要说“对抗式解读”了,可能会被视为异类。于是,本该是启发式的“教育”,成了强制性的“灌输”。

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教育”下,“优势解读”成了我们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解读方式。于是,我们学会了屈服、顺从和“善解人意”。个人的想象力、批判精神和自我判断力逐渐丧失,甚至荡然无存。

于是,霸权媒介播什么,我们就看什么,它怎么播,我们就怎么看,管它说得对不对、合不合理。因为我们的自我判断力已经被阉割了嘛。

但是,网络的出现,逐渐开始挑战,甚至是瓦解霸权媒介。虽然目前的网络仍容不下不和谐的声音,但是,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和人际性的特点,让某些信息像快速繁殖的细菌一样,瞬间传遍网络。尽管也能很快就把它清除得一干二净,但只要大家看过了,它就已经存在,是不可能从大脑中抹去的。“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

网络使得信息编码多元化。同样一件事,让霸权媒介来讲述和让普通百姓讲述,所传达出的意义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起初大家觉得网络上所传递的信息与霸权媒介不同时,可能怀疑网络的权威性。但当网络总是与事实很近,而霸权媒介总是离事实很远时,受众就开始由疑窦丛生发展为转换心目中的权威。

要挑战固有的媒介霸权,力量太分散也是不行的。网络时代,天各一方的人,不再是通过霸权媒介来沟通,而是“私下”沟通。分散的力量开始整合,开始发挥影响力。直到有一天,它的力量壮大到不只是对霸权媒介的荒谬性提出质疑,而且还能嘲讽、甚至推翻,于是曾经固若金汤的霸权开始分崩离析,甚至自身难保。

(特别说明:不管“很黄很暴力”这句话是不是那位女孩的心里话,为了她免受舆论的伤害,在讨论和使用“很黄很暴力”这句话时,都不要再提她的名字和传播有关她的图片和影像了,毕竟她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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