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2008

纽约时报:中国的繁荣并未惠及穷人

[翻译]纽约时报:中国的繁荣并未惠及穷人(全译)



(杨庙村民李恩兰在自家门前,她说,“我们好歹有吃的,但并不充足。”Ariana Lindquis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福禄祯祥:13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的贫困问题,观察得很细致,写得很深刻。但已有的译文不完整,尤其是很多关键性的内容都没翻译,我做了补译。别人翻译过的我就直接取来用,只做少许修改。水平有限,翻译也许有不当之处,所以同时提供中英文对照稿,方便核对。

纽约时报:中国的繁荣并未惠及穷人

Lives of Poverty, Untouched by China’s Boom

2008年1月13日

来源: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作者:HOWARD W. FRENCH
补充翻译:福禄祯祥http://fulue.com



中国杨庙——当78岁的杨庙(音)村民李恩兰(音)生病时,她就到附近林子里采集草药,而不是去买现代的药品。但这不是出于什么观念上的考虑。她从未看过医生,与住在这个地方的许多人一样,她连接触现金的机会都很少,过的是一种落后的物物交换的生活。

“我们好歹有吃的,但并不充足。”李女士说,“还好没挨饿。”

在河南省南部的这片地区,村民们都太穷,冬天家里供不上暖,许多人家缺少像自来水这样的基本生活条件。该国许多地方几乎无处不在的手机在这里被视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品。村民们逢人常说的是在当今中国并不罕见的一句话——“我们穷。”

近三十年来,中国已令无数人摆脱贫困,其人数多于任何其他国家,但在像河南省南部的这些地方,贫困现象仍在持续,正印证了不久前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中国仍有3亿贫困人口——是之前估算的三倍。

处在中国的地域和文化边缘的地区,最穷。比如边远的山区或荒漠,或者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文化或历史原因,在经济发展中获益小于其他地方。

但是这种情况在河南也同样如此,这河南省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省之隔的沿海地区蓬勃发展、财富日增。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尔伯特•凯德尔说:“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接近于1亿,土地养不活那么多人。”这位同时还是研究中国贫困问题的专家还说:“中国对谷物产区的歧视还非常严重,因为同样一公顷地,如果种蔬菜、养鱼或采油的话,则获益更多。”

其他专家认为,政府的财政支持往往流向沿海地区,河南和其他内陆地区的人口大省常被排除在外,而扶贫举措在那里收效甚微。最典型的是,这些地区的百姓说,补助给他们的钱都被当地腐败的官员挪用了,不是直接流进了贪官的口袋,就是被转用作商业投资。

矛盾的是,他们说,这些地区被忽视,恰恰是因为它们靠近东部的主要经济中心,所以外界认为它们可以利用打工人员寄回家的钱和通过其他形式流入的财富自谋出路。

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的副主任王晓路(音)说,“最初的扶贫政策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像甘肃、青海和贵州,那里更穷,”这个协会是一个位于北京的非政府组织。王说,“此外,边境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如果那里不好过的话,那就不只是贫困的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政策总是偏向那里的原因。”

中国官方划定的最低贫困线是一年94美元的生活费,在河南固始县140万农村人口中,仍有7.3万人达不到这个标准。王先生说,“我们的内心应该知道,这样的贫困标准太低了。”他的观点与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相反。

在河南,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官方的贫困标准与每天1美元的世界银行贫困标准之间的。中国说自己的贫困人口只有1亿,而世界银行上月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是3亿,这个数字重新调查了1美元的购买力之后得出的。新的标准是根据经济学家所说的同比购买力设定的。根据这个新的计算标准,中国的经济规模萎缩了40%。



(贫困的张油坊村村民仍然负担不起子女上学的费用。Ariana Lindquis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管它统计学上怎么说,这里的农民遇到外人会先说,他们处在贫困的深渊。全村的村民都说,近年中央政府高调宣扬的要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央的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的费用,还有新的农村医疗保险计划,这些写在纸上的政策看起来对农村的穷人都够慷慨大方的。

因为这里的大多数农民与货币经济联系不密切,免税就与他们关系不大。即使免除了学费,很多人都说,学校其他的费用还是很多,他们仍交不起。同样,不少人也说,农村的医疗保险计划也不是他们的财力能负担得起的。

杨庙村55岁的周芝文(音)说,“我们穷死了。”她家住砖房,比起仍然住在土坯房的大多数人算是不错的,“我们种的粮食只够吃,没有余粮。虽说现在不用交农业税,可生活没多大改善。”

当被问到她怎么过日子时,周女士说,她有亲戚在外打工,偶尔会给她点帮助。“如果在家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外出打工啊。”她说,“我们这的年轻人都去外地干活了。”

对于许多村民来说,中央政府是天高皇帝远,而地方政府充斥着花钱买来的官,这些官员把本来该给穷人的钱要么投向地方的城市,要么直接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35岁的张油坊(音)村村民李广义(音)说:“通常,百姓并不能真正从扶贫项目中获益,救济款咋会到我们手里?都是先救济地方领导,他们在大发苦难财。”

驻北京的世界银行官员戴维•多拉尔不看好中央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他说在目前这种吸引投资的气候下,结果还得看地方官员。

他说,许多贫困人口都是缺少外出务工人员或强壮劳动力的人家。“通常贫困与疾病、事故或劳动能力的缺乏相关,”多拉尔先生说,“传统上,中国政府会帮助农村发展,但是,如果劳力太少,你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问题努力工作。”

但在固始县,即便有家人在东部打工,也照样贫困,而且打工者本身的处境也常常不稳定。



(申柯霞和丈夫不得不离开河南老家去沿海城市杭州打工。Ariana Lindquis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3岁的申柯霞(音)离开她的村子,与丈夫一起在杭州打工,杭州是中国南部沿海一个繁华的城市,最近她回家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她和丈夫打算,只要这个小女儿大点,就把这两个女儿都留给自己年迈的父母照顾。

“如果我的公婆生病了,我们就走不开了,”她说,“我们回家生孩子,是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在杭州的费用,假若我们有钱了,我们就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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