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3/2008

[转载]黄嘉树:大陆对台战略发生四点变化



黄嘉树



2008-12-02 00:26:51

来源:中国评论新闻网(中国评论通讯社)

中评社北京12月2日电/刚刚出版的《中国评论》月刊十二月号发表了著名两岸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黄嘉树的文章,题目是《和平发展与大陆对台战略的调整》。全文如下:

  笔者最近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和平发展的话题被越来越多的讨论时,它意味着大陆的对台战略发生了什么变化?恐怕至少有以下四点:

  和平的价值、地位与功能在对台战略中更加重要

  改革开放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指导下,对台战略是以强调“斗争”为主,学界研究的重点是统一问题,对和平问题则基本没有研究,“和平”只具有尽量减少斗争成本的“工具价值”,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日益深切地认识到和平不仅仅是手段,而且在很多场合也是目的。中国对台战略中的和平观,也超越了原来只与实现两岸统一挂钩的“工具价值”,而具有三种新的价值:

  一是和平与中华复兴的挂钩。现在的对台战略,已经不仅仅从两岸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目标也不限于“统一”这一项,而是把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中华复兴联系起来考虑,强调在实现中华复兴的过程中奠定两岸统一的基础,使未来两岸的统一能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腾飞的加力站,而不是让台湾问题干扰中华复兴的大业。除非“台独”发展到必须用武力压制的程度,否则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尽最大努力防止两岸中国人的内战,防止因台湾问题引发中国人的“内耗”而使我们丧失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二是和平与发展的挂钩。在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内,“发展”问题完全不能进入两岸关系研究者的视野,甚至到本世纪初,在对台领域中使用最多的片语还是“和平统一”,而鲜少提及“和平发展”,直到2006年4月胡锦涛提出“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的主题”之后,这个片语才渐渐在对台部门流行开来。然而,这个变化是迟早要发生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决定了这是必然趋势。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指导思想上的巨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等政治目标要求和平环境的配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精辟论述指明了中国政策选择的价值排序;“和平发展”成为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两岸关系的发展当然应当是这条道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例外,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与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相辅相成的。

  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重申“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强调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他指出: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与和平的两岸关系。和平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前提,失去和平,不仅难以继续进行经济建设,曾经获得的发展成就也将毁于一旦,没有和平,谈不上任何意义的发展。而发展又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论最后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都要靠发展积蓄实力。不管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发展,都关系到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繁荣,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

  因此,力争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对维护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整体上的和平发展进程同时也是消融“台独”分裂势力的重要进程。

  三是和平与中国的国际战略的挂钩。改革开放使中国日益快速地融入现存的世界体系,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拥抱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更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而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意向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就是 “维持现状”与“和平解决”这八个字。胡锦涛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以后,在前任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强调“和谐”的概念,推动在国际上建构和谐世界,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与之相应则是在两岸推动和平发展。在这里,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思考,已经不仅仅是如何处理内政问题这一个层面,还包括如何处理大国关系、如何在中国日趋强大的进程中向世界特别是周边邻国展现中国的形象等问题。

  “和平发展”首次被确定为和平统一实现以前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阶段

  1949年以来,对台战略的关键词经历一个变迁过程: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和平统一——和平发展。在毛、邓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对台战略中,与台湾当局的谈判模式都被设计成“毕其功于一役”型,即双方不谈则已,要谈就谈统一问题,或曰直接解决台湾当局对于中央政府的归顺问题。到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台湾内部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更加强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相应提出“分步走”和“过渡阶段”的构想,即江主席在《八项主张》中提出“做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1。但当时台湾方面“独”的倾向加强,我方促统的紧迫感也随之加强,因而一度有“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和“统一时间表”的思考。

  胡锦涛主持中央对台工作以来,针对国际形势和台湾岛内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进一步调整对台战略,其中有一项已经被海内外论者公认:就是把“ 反独”与“促统”视为有关联但又有区隔的、不同的战略阶段,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在“反独优先”阶段,对台工作最重大的战略目标就是坚决不让法理台独得逞。

  在2008年3月的选举中,台湾人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岸中国人的“反独”斗争也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台湾政局发生了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的积极变化。两岸关系显然已经迈出了“反独优先”的战略阶段,那么下一步是否该直接“促统”呢?

  其实,胡主席已经在中共的十七大上提前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政治报告》中郑重对台湾各个政党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胡主席并没有强调“统一”。由此可知,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双方谈判的议题不会是统一问题即台湾当局对中央政府的归顺问题,而是如何建构两岸和平稳定互动架构的问题。换言之,在“反独优先”和两岸“ 共议统一”这两个战略阶段之间,将有一段很长的“和平发展”阶段。把“和平发展”明确为两岸关系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建构两岸和平发展互动框架做为衔接“ 反独”与“促统”的枢纽工程,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战略的新创见,它细化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路径选择,使宏观的大战略首次有了具体的操作平台和分阶段的战术方案与战术目标。

  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2。虽然“和平发展” 在字面上没有“统一 ”,但它无疑是必须以“一个中国”为指导原则和基础、以“统一”为指向和目标,双方谈出一些关于两岸和平稳定互动的协议本身就是促统的实际体现,或者说是促统的初期阶段。

  对台战略设计中已经有了初步的“两岸和平路线图”

  胡锦涛在2005年会见连战、宋楚瑜等台湾政党领袖时,与连战先生共同明确提出了“建构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的主张。其后,各方面人士围绕这一主张提出种种构想,如建立两岸政党交流机制、建立两岸领导人会晤和磋商机制、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乃至自由贸易区或共同市场——等等。现在两岸政党交流机制早已走出构想阶段而部分成为现实;两岸经贸交流机制、谈判机制、对话机制也都有了令人乐观的成长和发展。

  有学者认为:单纯的“没有战争”是低度和平或暂时和平,也可称为现实主义的和平;由协定保证的正式和解是中度和平,也可称为制度保障或制度主义的和平;而消除了敌意则可以视为是高度和平或永久和平,也可称为共同利益保障或建构主义的和平。低度和平是不能用武,是不战的和平;中度和平是不愿用武,是和解的和平;到了高度和平阶段,就是根本不需要用武,是升华到了和谐的和平3。

  用上述观点来解读目前还是朦胧状态的“两岸和平路线图”:当前台湾海峡的现状是“低度和平”即不战,是靠相关各方的相互军事威慑保障的和平;下一步是两岸通过平等谈判签定和平协定或结束敌对状态协定,或建构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两岸政党交流机制、两岸领导人会晤和磋商机制——等等,使两岸的和平升级为靠制度或协定保障的“中度和平”。再经由双方共商两岸关系的未来,“共议统一”来迈向共同利益保障的“高度和平”,其象征是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全面机制化,台湾朋友建议的两岸自由贸易区或“两岸共同市场”,就是对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全面机制化的具体构想,胡主席在会见连战、宋楚瑜时对这些构想已做了积极回应。

  对台战略从“征服型”的统一转为在和解、合作基础上的“共促统一”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最重大的影响之一,就是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看法。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逐渐形成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认为资本主义是当代中国和平共处的伙伴、是改革开放的对象、是激烈竞争的对手、是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源泉之一、也是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之一。这样的认识就全面了、深刻了、实事求是了4。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原本就是因为意识形态分歧和制度选择差异(国共内战、美苏冷战皆源于此)引起,改革开放以前,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基本上都被定位为“敌我关系”的性质。其后大陆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改革开放逐步扩展和深入,国人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逐渐有了更加全面、深刻、更加实事求是的认识,在两岸关系中和中美关系中因为意识形态和制度选择而产生的敌意就下降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归类为“敌我关系 ”,而是既有矛盾和对抗、又有妥协与合作的、非敌非友、可敌可友、亦敌亦友、此时敌它时友、此事敌它事友……的非常复杂的关系;两岸关系除了与陈水扁“台独”政权对抗的八年外,在其他时段内也不能简单定位为是“敌我关系”,它同样也是非敌非友、可敌可友、亦敌亦友、此时敌它时友、此事敌它事友……的非常复杂的关系。

  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宣布对台湾的和平统一方针,这三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因为这三件事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和制约关系。改革开放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合,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改变与西方的关系,而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因此如邓小平所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5。而台湾问题又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重大的分歧问题,要想让“中美关系好起来”,就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能让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冲击改革开放的大局,这就是邓公当年的战略思考。而今三十年过去,这一重大战略思考仍然对中国有至关重大的指导意义,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必将仍然有至关重大的指导意义。

  与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包容”和对美国的“有限合作”相呼应,对台战略也渐渐从“征服型”的统一转为在和解、合作基础上的“共促统一”。改革开放前乃至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对于台湾当局的政策——无论是武力解放还是和平统一,其实都没走出古代中国处理割据的基本模式,即传统的剿、抚、或剿抚并用,(武力解放是“剿”,和平统一是“抚”,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不使用武力是“剿抚并用”),这种基本模式可称之为“征服型”统一(包含武力的征服和招安式的征服)。

  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同台湾泛蓝政党的合作平台,今后只要泛绿政党放弃台独主张,中共也可同其建立正式党际往来。在对台工作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招商引资,实际上就是要做好台湾资产阶级的工作,让他们在祖国统一大业中起作用、做贡献。胡锦涛关于两岸和平发展架构和签订两岸和平协定的主张,完全超越了“剿、抚、或剿抚并用”的传统模式。一旦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剿”就无从谈起了,但这时仍未统一,换言之台湾当局也没有接受“抚”(没被招安);这时的两岸关系将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的关系,这将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央处理地方割据政权模式的新型关系。

  注释:
  1 载《人民日报》,1995年1月31日。
  2 《在中央顾间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3 参阅:黄嘉树:《两岸和平问题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7月号。
  4 参阅:中央党校课题组:《当前党政干部关注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80页。
  5 《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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