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9/2008

《炎黄春秋》与《求是》“唱反调”

顶着压力继续干的《炎黄春秋》杂志,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又与中G中央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唱反调”,再次倡导“普世价值”。12月期的《炎黄春秋》刊发署名杨民的文章《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

《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写道: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

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G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

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 “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

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 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

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

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同期《炎黄春秋》还刊发了署名应克复的文章《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称“自由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文章说:

现在,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的概念不仅频频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而且也载入国家宪法、法律以及数届党代大会的文件中,可称普世价值已入宪入法入文。我因此想到,时下个别“专家学者”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责难与批判,不是与宪法、法律与党的文件较劲吗?自由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


11月份的《求是》杂志曾刊发“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撰写的文章《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问题》,专门抨击“普世价值”,称“宣扬‘普世价值’的目的是想改变我国发展的方向道路”。

《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问题》曾说:

当前出现一股宣扬“普世价值”之风,并不是偶然的。一股思潮的出现总有它的根源,我们可以从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中找到鼓吹“普世价值”这股风的源头。

有一位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普世价值”的实质,说所谓“普世价值”就是霸权主义的价值,他们想用他们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真是一语中的!霸权主义把他们的民主说成是惟一正确的普世价值,从而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此办理,以便达到其演变社会主义、独霸世界的目的。

大量事实证明,正是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在全世界到处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渗透,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组织起来,通过街头政治的办法,搞“颜色革命”,推翻不符合他们意愿和利益的政府,甚至干脆动用武力达到他们的目的。“普世价值”的功用就在于此。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无须赘述。

从思想根源上说,多年来一些人所以看不清“普世价值”的实质,分辨不了是非,就是因为其忽视甚至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


《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在结尾写道: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宣传弘扬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石;抛弃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炎黄春秋》的这两篇文章与《求是》文章可谓针尖对麦芒。不过《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问题》当时曾被各大网站高调转载,估计《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和《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难获此优待,能不被删除就已经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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