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2009

《炎黄春秋》同时倡导“普世价值”和“宪政”

大胆敢言的《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期,又刊登倡导“普世价值”的文章《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同期还刊登倡导“宪政”的文章《宪政: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

去年12月期的《炎黄春秋》就曾顶着“被退休”的压力刊登倡导“普世价值”的文章《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有意或无意地与中G中央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唱反调”。不过此后也未见有不好消息。这次再次倡导“普世价值”,甚至还有明确的“宪政”诉求,显示《炎黄春秋》已在这场论战中占据上风或有利地形,是否继续倡导下去,值得关注。

炎黄春秋编辑部在《新年致读者》中称,“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扩展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权利,即扩大民主、完善宪政。这方面的进步,也是我们重建价值观的基础。”“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编辑方针将一如既往,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努力推动民主和法制的进步。”

作者杜光在《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中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


杜光说:“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

我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否定人性,大批人性论。抹杀人性的结果,是兽性大发扬。马克思曾经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挖空心思地罗织罪状、陷人于罪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时群殴无辜、屠杀生灵的种种罪行,都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发扬兽性的本质。


杜光还进一步论证说,马克思主义也包括普世价值观。

现在有人把劳动者毫无所有权的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完全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它已经成为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普世价值的基础性障碍。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


文章最后说:

普世价值的理论探讨和广泛宣传,应当成为现阶段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的民主革命,包括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启蒙运动,都需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念,推动普世价值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也好,民主革命也好,都是争取实现普世价值的过程。只有普及普世价值,使它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才能找准明确的方向,民主革命才有完成的希望。


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

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撰写的《宪政: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一文,引用外国学者的观点,说明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

西方政治学家Karl Loewenstein在1957年的一本著作里对三种宪法做出区分:就是名义上的宪法,文字上的宪法和规范性的宪法。规范性的宪法的特点,是由宪法控制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不是反过来由政治权力的行使来控制宪法。

当代西方宪法学家Vicki Jackson和Mark Tushnet在2006年出版《比较宪法学》一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就是说,在一些国家,宪法的制定虽然受到重视,但它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理想的表述、一份政治宣言,而不实际发挥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运作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宪政所要求的宪法,就是Loewenstein所说的规范性的宪法,也就是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宪法。


陈弘毅还论证说宪政与传统的儒家学说并不矛盾。

在法治和宪政方面学习西方的经验、制度和技术,实现宪政,不但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我们的民族自尊完全没有矛盾,而且更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伟大事业的要求。

在一篇题为《为生民立命》的文章里,徐复观先生对宋代儒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做的现代诠释是,在当代为生民立命,不单包括促进他们的道德人格的修养和成长,也应包括促进他们的人权、自由与平等。

他说,“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他又说,“假使孔孟复生于今日,亦必奔走呼号,以求能先从政治上为生民立命。……论中国文化而接不上这一关,便不算了解中国文化自身的甘苦。欲融通中西文化,首先必须从中国文化已经内蕴而未能发出的处所将其迎接出来,以与西方文化相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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