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5/2009

福山:社会现代化不一定非要先世俗化

转载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弗朗西斯·福山访谈录——社会现代化不一定非要先世俗化

Societies don't have to be secular to be modern

来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翻译:吴万伟
2009-10-26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0月20日接受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全球视点编辑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的采访。以下是访谈记录。

内森·加德尔斯:您在1989年写了文章,后来扩展成一本书,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著名主题。您当时说:

“我们在见证的或许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某个历史阶段的过去,而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

在20年后,您的观点中有哪些仍然有效?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发生了变化?

弗朗西斯·福山:基本观点---自由民主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仍然是基本正确的。显然,还存在其他的形式,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共或者中国的专制主义。但是我并不认为许多人相信这些东西是更高形式的文明,比欧洲、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发达国家存在的为公民提供更大繁荣和更多个人自由的社会更好。

问题不在于自由民主是否完美的制度或者资本主义是否就没有任何问题。毕竟,我们因为没有管理的市场的失败而陷入当今巨大的全球经济衰退。真正的问题是过去20年里是否出现了挑战它的其他管理形式。答案仍然是没有。

那篇文章是在1988年或89年柏林墙倒塌前写的。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文明采取悲观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可怕的20世纪如种族屠杀、古拉格、世界大战等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实际上,世界上还存在很多积极趋势,如在曾经是独裁专制的地方实现了民主,萨缪尔·亨廷顿(Sam Huntington)称之为“第三波”。

它开始于1970年代的南欧,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实现了民主。后来,除了古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实现了独裁政权的终结。接着是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的开放。此外,民主取代了韩国和台湾的专制政权。20年后,民主国家从1970年代初期的80个发展到现在的130个或者140个。

当然,从那以后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今天我们看到民主的消退。在有些重要的国家如俄国还出现了反复。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和拉美其他民粹主义政权的出现,以及恶心的不讲法治的专制政权的复辟。

显然,朝向民主的洪流在浩浩荡荡地前进,虽然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反弹,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趋势不是朝向民主。

内森·加德尔斯:反对“历史终结”的主要观点是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他认为,根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融合,我们面对的是“文明的冲突”,其中文化和宗教冲突将成为冷战后的主流。在很多人看来,9-11袭击和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伊斯兰和西方的冲突主题。在多大程度上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福山:亨廷顿和我之间的差别有点被过分夸大了。我曾写过一本书《信任》,其中我认为文化是决定经济成功和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我并不否认文化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问题是文化特征是否真那么根深蒂固以至于普世价值根本就没有机会传播或者根本不存在价值重合的可能性。这是我不同意的地方。

亨廷顿认为民主、个人主义和人权不是普遍性的,不过反映了扎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尽管从历史上看,这是真实的,但这些价值已经超越了它们的诞生地,已经被众多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所采用。看看日本、台湾、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就明白了。

其他文化传统的社会接受这些价值不是因为美国这样做,而是因为这些价值观的可靠性。它们提供了问责政府的体制,一旦出现了问题,为社会提供摆脱糟糕领导人的方法。这是民主社会具有的巨大优势,像中国这样的地方是没有的。当今,中国有幸拥有能干的领袖,但是在此之前他们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民主形式的问责制,不能排除未来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

如果有了民主制,腐败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就计较容易解决了。要持久保持繁荣和成功,保障合法变革和问责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内森·加德尔斯:亨廷顿在更早的一本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西方化和现代化不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若从民主、自由的世俗文模式来说,在不实行西方化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管理有方、都市化、亲属体解体、教育普及、市场经济、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可能的。

今天,我们看到新加坡、中国,土耳其到马来西亚,甚至伊朗。当今任何一位中国观察家都能看到凯悦酒店(Hyatt)和花旗银行(Citigroup)标志牌下面的儒学的复兴及其专制特征。在土耳其,我们看到扎根于伊斯兰的政党在统治一个世俗国家,正努力争取允许公立大学的妇女戴头巾。

换句话说,“非西方现代化”难道不能像通过全球化而实现西方化那样吗?
福山:在我看来,政治现代化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国家的现代化是作为稳定的、有效的、非个人的机制,能够确保法则在整个社会起作用。这是亨廷顿的焦点。但是在我看来,还存在现代化的另外两个因素。第二,法治,即国家本身的行为受到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法律体系的限制,换句话说,统治者或者执政党不能为所欲为。第三,存在对权力的某种问责。

亨廷顿本来可能会说法治和问责是西方价值观。确实是,但非西方社会也因为亲身经历而逐渐接受它们的价值。没有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实际上,这些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你只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你得到的只能是更有效的独裁。

在专制制度下,在一定时间里你当然能拥有有效的国家建设和一定程度的繁荣。这就是中国人正在做的事,但我相信,如果没有法治和问责的话,他们的繁荣不可能持久,中国公民对自己个人进步也不会感到安全,他们不能进入到三个因素组成的现代化阶段。腐败和让人质疑的合法性最终将消耗掉繁荣,如果不是引起全面动荡的话。

内森·加德尔斯:现代化也意味着社会越来越世俗化以及科学和理性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我提到的当今土耳其这样的地方,我们看到现代化和宗教性增强是并驾齐驱的。这当然和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Ataturk)描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途径完全不同。

福山:我同意。现代化的传统想象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反映了欧洲自己的发展模式。它确实包含了试图用狭隘方式定义现代化的因素。正如你指出的,最重要的是宗教和现代化可以共存的。世俗化不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你不必亲自到土耳其就能看到这点。在美国,一方面宗教信仰十分浓厚,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和革新十分繁荣。这一点不错。

宗教将会消失或者被世俗的科学的理性主义替代的旧观点并不会实现。

与此同时,我并不相信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因素的存在或者盛行就如此强大以至于法治和问责无法在全球实现。

内森·加德尔斯:虽然如此,问责就必须包含欧洲或者美国那样的民主和选举模式吗?

福山:你能够通过道德教育获得非选举体制下的问责,即君主的道德义务意识。毕竟,传统儒家学说一直教导君王对自己和臣民负有责任和义务。最成功的专制现代化试验都发生在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东亚社会决不是偶然的。

但是,归根结底,道德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能通过道德劝说来解决“糟糕皇帝”的问题。中国在过去一些世纪里已经出产了太多糟糕的皇帝。没有程序性的问责,你别指望建立真正的问责制。

内森·加德尔斯:有些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当中国作为后美国世界的超级文明再次崛起后,关于专制和民主的“让人厌倦的”辩论将转变为更加实用的善政和恶政的辩论。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福山:你说得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没有民主问责,根本不可能有善政。相信奇迹出现是非常危险的幻想。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著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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